新冠疫情仍在世界范圍內持續蔓延，給世界經濟帶來了沉重打擊。2022年初，德國伊弗經濟研究所公布的最新研究結果顯示：2020年至2021年期間，新冠疫情給德國造成的經濟損失至少達到3300億歐元，這相當于德國在2019年全年經濟總產值的10%。由于疫情導致的嚴格隔離等影響，全球供應鏈受到重大沖擊。中國和東南亞國家是全球供應鏈中的生產主力軍。由于疫情的反復和隔離防疫的從嚴要求，不少制造業工廠復工困難，正面臨工人流失、訂單流失、資本流失等危機。

不僅如此，疫情反復無常，我們難去預測未來發展的趨勢。國際形勢變得越來越復雜多變。

對于高科技制造來說，伴隨中美貿易等多個領域的逐步脫鉤，逆全球化趨勢上揚等因素，全球供應鏈未來發展也更加不確定。在高度不確定性的今天，原有的全球供應鏈以及跨國公司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如何重構自己業務的全球供應鏈需要新的思路。

VUCA+是逆境事件也包括一般災難危機與黑天鵝事件的導火索。我們認為面對逆境事件，跨國企業的組織韌性尤其必要。不難看出，當VUCA+這五個要素相互疊加會很大程度增加逆境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因此組織韌性非常重要。

什么是“韌性”(resilience)？其實在各個領域關于“韌性”的定義很相似。例如，在工程領域，好的韌性的表現是材料在塑性變形和斷裂過程中吸收能量的能力韌性越好，發生脆性斷裂的可能性越小。韌性的核心本質就是反彈能力：彈性越高，在變形壓力下繼續發揮功能的潛力越大。

針對全球供應鏈，根據麥肯錫2020年9月發布的題目為《全球價值鏈的風險、韌性和再平衡》指出，全球不同行業供應鏈高管計劃采取措施來使自身的供應鏈更有韌性，這些措施包括在供應商之間建立冗余、近岸外包、減少獨特零部件的數量以及實現供應鏈的區域化。當企業明白它們可能會因供應鏈中斷而面臨多么嚴重的損失時，他們就會權衡應在建立韌性上進行多少投資。

高科技制造是中國未來發展重點。所以，其全球供應鏈所展示出的韌性是面臨當今VUCA+時代，應對逆境危機的核心能力。

當全球供應鏈的韌性急需提升時。到底需要怎么做？

第一，對于一家國際化企業來說，可以將全球供應鏈的國際板塊和國內板塊視為外循環系統和內循環系統。如圖所示，企業動態能力（探索式動態能力和應用式動態能力）是協同促進內外“雙循環”良性互動的強大助力。探索式動態能力（以“自外而內”為代表）敏感洞察國際趨勢，深度診斷競爭變化，以此促進內部重大變革。應用式動態能力（以“自內而外”為代表）可以整合國內資源，以此開拓新的海外業務。因此，國際化企業需要強勁的動態能力打通內外循環互動的關節，助力中國國際化企業取得“雙循環”良性互動。

圖片來源：《清華管理評論》2021年5月刊

復興醫藥是復興集團的旗下企業，在疫情期間通過合作與德國復星醫藥和德國BioNtech公司合作開展針對新冠的mRNA疫苗的研發。此外，聯想集團作為一家中國老牌的高科技制造企業，可以說是運行“雙循環”的一個典型代表。對于“外循環”方面，聯想通過充分發揮全球布局、卓越運營等優勢和經驗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體系，帶動更多產業鏈供應鏈上的企業伙伴融入全球供應鏈，塑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對于“內循環”方面，依賴其龍頭帶動作用，持續培育生態圈中的專精特新企業和其他創新型的中小企業。

第二，需要以陰陽平衡的思路改善供應鏈生態系統結構。麥肯錫的研究報告將聯想和戴爾兩家進行對比。此圖表示即使是在同一行業內，企業也可能在如何構建其供應生態系統方面做出差別很大的決定，且各有其風險。戴爾的供應鏈生態系統更聚集，意味著更容易遇到障礙。聯想的供應鏈生態系統更深層，意味著可見度更低。在構建供應鏈生態系統從思維方式就需要徹底改變。我們更認為陰陽平衡的思維方式打造的全球供應鏈更具韌性。

圖片來源：

麥肯錫2020年9月《全球價值鏈的風險、韌性和再平衡》

第三，數字化（包括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等）可以快速找到全球供應鏈中的潛在風險、發展瓶頸和欠佳表現，從而提升供應鏈韌性。數字化技術對高科技制造企業節能減排，提高效率有明顯作用。就拿聯想為例，數字化技術改善其工藝流程、優化供應鏈環節，將印刷電路板組裝工藝的能耗和碳排放量減少35％。在閉環質量管理方面，聯寶工廠實現了提前24小時精準預測貨物到港信息，自動生成檢驗報告以及閉環聯動管理，減少了來料檢驗的時間，入庫效率提升了50%。

第四，中國需要加強價值鏈上游“五基”領域的“補鏈”。“五基”是中國產業體系的短板與軟肋，尤其是“五基”的高端部分。這正是最近提倡“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的原因所在。位處價值鏈下游的所謂鏈主企業（即大龍頭企業），需要與處于價值鏈上游的“專精特新”企業（即“五基”領域的小龍頭企業）開展密切合作，共同組建強有力的全價值鏈。

需要指出，“專精特新”小龍頭企業的進一步發展需要產業集群與產業生態的有力賦能，而中國產業集群的未來發展同樣需要“專精特新”小龍頭企業的有效參與。這樣的產業集群與中國目前各式各樣園區均有很大不同。

具體而言，中國園區與西方國家園區區別巨大。中國園區的核心特征是由政府主導，是自上而下、通過招商引資方式構建而成的，因此一般園區都是內部高度多元化，由多個彼此不相關的產業無序存在。這是中國絕大多數園區的基本特色。

與中國園區不同，西方國家園區的核心特征是市場自下而上自然產生，以企業自組織方式構建而成的，因此一般園區都是內部高度聚焦一個主導產業。換言之，西方國家園區是以產業集群模式組建的。

此外，中國也有自下而上自然產生的產業集群，例如義烏的小商品集群。然而，這些產業集群具有高度同質化的特征（其原因正是彼此模仿，缺乏創新，因此無法差異化），因而導致惡性競爭，陷入惡性循環的“紅海競爭”之中。

因此，中國園區需要轉型，首先轉型成為產業集群，其次進一步轉型成為高度異質化的產業集群，即以“專精特新”小龍頭企業為產業集群的主體，因而能夠以高價值為競爭手段開展良性循環“藍海競合”，超越“藍海競爭”理念。

聯想合肥產業基地是大龍頭企業構建縱向供應鏈產業集群的例子。作為聯想集團全球最大的PC研發和制造基地，其鼓勵上下游供應商伙伴在產業基地周邊設廠、擴大投資，形成了一個“4小時產業圈”。供應商的配套服務在4小時車程以內，且配合供應鏈各個環節的數字化和智能化管理，聯想合肥產業基地能夠在接到全球訂單的4小時內從原材料倉庫調取2000多類零配件，并進行自動分揀、運送至電腦主板生產車間。以產業集群為基礎，聯想集團帶動了一大批中小型供應商、經銷商共同成長，其超過兩百家供應商和六萬家渠道伙伴都是中小企業，其中“專精特新”企業35家，單項冠軍企業15家，以及單項產品冠軍7家。

橫向同類產品供應商組成的產業集群在歐洲比比皆是。例如，意大利北部米蘭地區存在許多制造業零配件（諸如建筑機械設備必需的液壓泵等）同類供應商的集群。然而，這些產業集群內部企業采取產品高度差異化的戰略，專注同類產品的不同應用場景，不僅以此避免惡性競爭（例如價格戰），而且以此開展彼此良性合作（例如合作研發、合作生產、合作營銷等。因此，這些產業集群內部的合作遠遠大于競爭，可以分享一個共同的集群賦能平臺，包括技術平臺、生產平臺、銷售平臺等，尤其是將這些平臺與數據平臺整合在一起。這其實才是所謂“產業大腦”的真正體現。為此，我們建議將“產業大腦”改成“產業集群大腦”，因為“產業大腦”概念缺乏明確的地理聚集含義 (因此超越地方政府的權責利范圍），同時也缺乏產業聚集含義（因此難以避免大龍頭企業作為鏈主壟斷各自供應鏈數據的“軍閥割據”格局）；與“產業大腦”不同，“產業集群大腦”以產業集群為基礎，因此為共享數據平臺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總之，與大龍頭鏈主的“保鏈”作用相輔相成，“專精特新”小龍頭企業可以通過“補鏈”來提高供應鏈韌性，尤其是與差異化產業集群融合之后更加意義重大。

我們認為有四點提高中國高科技制造全球供應鏈韌性，第一貫徹落實以內為主的雙循環策略，開拓創新核心技術突破，保障和發揮行業龍頭供應鏈鏈主的主導作用，奠定中國高科技產業全球供應鏈的韌性。第二，通過陰陽平衡的思維方式對供應鏈的生態系統構造平衡各方面優缺點。第三，通過提升數字能力來提高全球供應鏈的韌性。第四，更多培育“專精特新”+“單項冠軍”企業，提升差異化產業集群效應。

作者：李平、丁威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