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認為，未來五年中國經濟的增速極為重要。為了實現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所強調的、到2035年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假設2022年人均GDP不變價增速為3%，需2023年至2035年年均復合增速達到4.61%。目前來看，這一目標的實現面臨著非常大的挑戰。即便不考慮疫情沖擊，中國經濟從2010年至2019年已然呈現出了一個GDP增速單調下降的趨勢，年均下降0.33個百分點，如果照此下滑速度，從2023年開始，只需2年時間就會低于4.61%。眼下的當務之急是必須逆轉長期以來經濟增速單調下降的趨勢，否則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目標就無法實現。

針對經濟增速放緩的趨勢，報告指出了中國經濟目前存在的八大難題：1-房地產市場短期風險和長期拐點交織；2-地方政府債務無法持續，嚴重拖累地方經濟活力；3-民營經濟發展活力不足；4-消費增速持續下滑；5-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不足；6-人口總量下降和人口老齡化；7-青年失業率持續走高；8-外需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下降。

報告同時指出，雖然當前經濟發展面臨諸多問題，但是也不必過度悲觀，因為大多數困難是短期的，從中長期來看，中國經濟存在七大潛力增長點：1-未來人口經濟地理加速優化將釋放巨大的經濟發展潛力；2-高儲蓄率是應對調整和重振增長的基礎；3-高質量的人力資源是支撐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重要基礎；4-巨大的科技創新潛力；5-中國的大市場孕育了一批世界領先的數字經濟企業；6-國際經濟的應對能力和塑造能力上升；7-統一大市場將進一步釋放中國經濟長期增長潛力。

為了充分釋放中國經濟中蘊含的長期增長的潛力，報告提出了涉及十二個方面的一攬子重振增長的計劃，以此來幫助中國經濟度過短期的困難：1-強啟消費增長，打破經濟增速下降和消費增速下降的惡性循環；2-穩定房地產，構建房地產推動經濟增長新機制；3-積極穩妥解決地方債問題；4-恢復民營經濟活力；5-重振數字經濟創新活力；6-重視人力資源總量即健康受教育人口儲備；7-擴大就業、降低失業；8-推出中等收入群體倍增計劃；9-保障供應鏈安全，引領新型全球化；10-打造產業綠色化、低碳化增長點；11-以提升營商環境推動經濟增長；12-修好政府與市場經濟學，激勵政府培育、服務、監管市場經濟的發展，讓政府與市場同向發力，加快形成統一大市場，提升經濟活力。

李稻葵認為，為實現2035年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宏大目標，中國必須逆轉經濟增速下行的趨勢。任務雖然很艱巨，但中國經濟的潛力巨大，要有信心：首先，中國百姓充滿活力，工作勤奮，國民儲蓄率較高，這是解決諸多經濟問題的重要基礎；第二，科技創新能力較強，中國每年工科類大學畢業生超過美歐印日韓的總和；第三，中國經濟規模大，產業部門全，國際形勢的塑造能力和應對能力較高。

同時，李稻葵將報告提出的十二個方面政策概括為十二個字：宏觀調整、微觀搞活、國際穩住。首先，宏觀調整不是指實施傳統的貨幣政策或者財政政策，而是一方面把地方債的一大部分轉成低利率的國債，并將其他地方債通過中央的債務化解機制加以化解，另一方面調整穩住房地產行業，給予增長的空間；其次，微觀搞活要搞活三類關鍵少數群體，一是民營企業家，二是科技創新人員，三是地方政府官員；最后，面對復雜國際形勢的時候要實事求是，搞好統一戰線，利用好有利條件。如能做到上述三點，中國經濟在不久的將來一定能夠逆轉增速下滑趨勢，實現2035年的宏偉目標。

賈康認為，在“十四五”和到2035年的整個時期內，需將經濟運行速度維護在合理區間，以此實現新時代兩步走的現代化戰略目標。處理好防疫抗疫和復工復產的權衡關系，在度過疫情政策調整的高壓力區后，極大概率會打開新的局面。他強調，當前預期轉弱突出表現在民營企業信心不足，社會上污名化民營企業的不良思潮和錯誤觀點嚴重打擊了民營企業積極性。對于民營企業的支持，應當在融資、市場準入等等政策上真正做到一視同仁，讓全社會進一步形成民營企業是自己人的社會氛圍。

與此同時，雖然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仍較為嚴峻，但防疫政策的優化部分緩解了地方財力的緊張程度。省一級財政對特別困難的地方要給予一定支持，中央通過對省級的轉移支付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對困難地區的關照。當前，財政的緊日子雖然比過去更緊，但赤字始終處于安全區內。2023年財政需要進一步發力，適當提高財政赤字率，公債需起到積極作用，特別是需要注意貫徹落實中央精神，執行中不能遲疑拖延。房產稅改革方面，接下來會進一步試點擴圍。在中央發布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后，財政部也提出支持深圳在全國稅制改革中先行先試。

姚景源認為，中國經濟雖然處在復蘇狀態，但基礎仍不穩固。目前整個世界經濟復蘇緩慢，甚至出現衰退的苗頭，對于2023年經濟，三駕馬車中的出口很難比今年更樂觀，因此經濟復蘇還是要靠投資和消費驅動。想要擴大消費，就要讓民眾有錢，因此明年的第一位任務仍然是做大蛋糕。與之相比，分配改革是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當務之急還是在未來五年保持較高增速。穩住經濟增長有利于扭轉市場主體和民眾的悲觀預期，如果明年中國在這方面有大的作為，就能給予市場信心。中國經濟保持一定的量才能談到質，因此要質量并重。

促進消費的第二個措施是增加就業，而明年1150萬的大學畢業生是非常旁大的就業群體。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可實現新增就業180-220萬，如果明年中國經濟增速在5%以上，就有利于發揮就業對消費的促進作用。增長穩住，就業穩住，物價穩住，消費自然就會提升。

關于制造業與制造業投資，姚景源認為9%的增長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狀態。制造業投資分為外延擴大再生產，即增加產量的投資，和內涵擴大再生產，即通過更新設備和技術改造來提升創新能力。今年以來技術改造比重不斷加大，體現了在工業領域創新為第一驅動力已經成為了大家的共識。他指出，在工業投資中重點進行技術改造、更新設備需做好兩件事：一是給企業加速折舊，減免稅費，鼓勵更新設備，運用新技術；二是技術改造貼息，有財政條件的地方要利用補貼鼓勵企業進行技術改造。

高善文認為，近期資本市場的股指回落現象，是交易層面上的自然回落。他指出，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及疫情管控放開前，市場存在較強的重啟經濟、防疫政策放開的預期，這種強預期下市場不斷有新增資金流入，出現了放量上漲。在預期兌現后該預期所支持的交易過程基本結束，市場就轉入了縮量下跌。而在預期兌現后，市場關注的焦點在于政策定調后經濟活動的恢復是否順利，只有經濟數據的改善與預期一致或更好，交易才能從政策預期過渡到經濟好轉的預期。現在政策放開后，疫情擴散以及危重病例的情況與此前的預期相比有一定落差，市場在短期內要對其進行一定程度的修正。

關于資本市場的外部風險，短期內（未來一年）市場關注的主要風險是美國貨幣政策走向，對于加息終點及時間、美國經濟明年是否衰退、衰退程度多嚴重，美聯儲給出的預期與華爾街的預期有一定的落差。中長期內主要是地緣政治風險，根本上是中美關系。面對外部風險如何統籌發展與安全，從行業層面可以考慮一個二維坐標分析框架，橫軸上是行業的增長動量和潛力，縱軸上是安全關切，主要是政府感受到的行業對安全的影響。比如在第三象限的家電行業，行業增長峰值已過，也難以嚴重影響國家安全。真正的問題出現在一、二、四象限，對不同的象限要從不同角度去考慮。在第一象限，中美之間主要是技術層面的對抗。在第四象限，中美之間主要是競爭。比如新能源汽車行業增長潛力強，安全關切上不明顯，現在還是由民營企業來主導。目前最主要的問題是如何用統一的貿易規則約束、推動各國在第四象限領域的分工和競爭，這對我國政府來說也是未來要重點考慮的政策目標。

秦虹指出，滿足合理的改善性需求，是中國下一步穩定房地產市場、擴大內需的重要方面，其方法有三：一，各地方切實落實好已經出臺的支持改善性需求的政策，二，在合理的改善性和剛需需求的購房方面，保留進一步降低成本的空間；三，城市的限購和限貸政策要調整，降低改善性需求的門檻。中國目前住房的需求分為三大塊：新增人口城鎮化所帶來的需求、更新的需求（拆遷）、改善性需求，其中改善性需求占比提高最快，最有消費支持潛力。2022年，影響房地產需求的三大因素：正常市場總量下臺階、三年疫情影響導致老百姓失業和減薪，對收入預期的不穩定以及供給端風險不斷爆雷。而秦虹認為，明年房地產企業爆雷的風險會大大降低。原因是近期密集出臺了一系列關于房地產的融資支持性政策，而其中最大的特點，就是尊重規律，回歸常態。

總體而言，房地產調控要做到以下三點：一，政府履行職責，如做好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完善房地產市場的基礎性制度；二，盡可能尊重市場；三，支持新發展階段房地產企業新模式形成，改變過去高負債、高杠桿、高周轉的傳統模式。

莫天全指出，過去三年房地產市場交易有三大特點：首先是購房者仍保有購買力，但購房意愿大幅下降，反映了對未來不確定性的顧慮。不確定性來自兩方面：對未來市場價格沒有信心以及對開發商，特別是民營企業開發商沒有信心；第二大特點是價格。根據中房指數，2022年是2015年以來價格下滑及新房漲幅最小的一年，漲幅僅有0.06%，基本持平；第三大特點是交易面積。在100個主要城市中，1-11月成交面積下降了36.8%，是一個巨幅的下滑，其中一線城市下降了24.9%，二線城市下降了38.8%，三線城市下滑了36%。問題的關鍵是怎么如何提高購房意愿，否則難以形成真正購買力。

同時，莫天全還強調了新能源產業的重要性。他認為新能換不僅是中國未來經濟的主要發展方向，也是世界經濟技術的發展方向。中國向全世界做出的碳達峰和碳中和的承諾，雖然有很長的路要走，但作為長期目標，困難與機會并存。新能源行業細分領域是一條完整鏈接的產業鏈，當中涉及到有方方面面的技術，從資源到加工，再到中間產品，一直到碳酸鋰、磷酸鐵鋰，再到電池，機會無處不在。但當下的行業競爭剛剛起步，有粗放式增長帶來的問題：產能過剩、技術不過關，投資不一定能夠得到回報。

潘慶中高度贊同報告中對中國經濟“挑戰嚴峻，潛力巨大”的分析，并強調了政府在合理應對挑戰、釋放發展潛力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潘慶中結合實地走訪調研，分享了阿聯酋和愛爾蘭兩國政府促進疫情后經濟重啟的關鍵舉措：阿聯酋政府放寬了簽證政策，極大促進了商業繁榮和人員流動；愛爾蘭在北歐國家中實行了低稅政策，吸引了大量投資并帶動經濟增長。潘慶中認為，中國經濟相比于上述兩個國家，擁有更強的經濟發展潛力和優勢，只要能充分調動起各級政府的積極性，讓政府與市場同向發力，中國經濟一定能行穩致遠。

劉培林指出，想要更好激勵地方政府改善治理效率，務實積極落實中央政策，必須首先堅持實事求是原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把實踐作為各項政策和工作成效的標準”，非常重要。堅持實事求是有利于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更好地消除內生的預期沖擊，實現“穩預期”的目標。中國人口規模大、內部差異大的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央不可能“全知全能”地制定符合各地實際情況的政策，因此改善基層治理需要讓基層有一定的靈活性和自主權，形成一個包容、審慎的決策指揮機制，鼓勵地方政府敢擔當、善作為。

后疫情時代如何更好地刺激內需、促進經濟增長？劉培林認為，應當向居民發放現金或消費券等補貼。立足于明年的現實情況，想要在后疫情時代“重啟”中國經濟增長，有必要向居民發放直接的補貼以促進居民消費，此舉比發放到地方政府、某個行業或企業要更有效率。從更長遠角度看，刺激內需應當著眼于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2021年中國居民五等分收入組中最低的兩個組共有5.6億人，人均收入是每個月1116元，這些人群的收入連日常的體面消費都難以滿足。讓每一個個體都能參與進中國現代化的進程，這樣才能實現內需和消費的長期可持續增長。

袁鋼明認為，中國經濟存在很大潛力，但也面對嚴峻挑戰。按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標準看，2023-2027年經濟增速必須達到6%，實現這一目標非常困難。經濟增速下降，最大的問題在于消費。2022年11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下降5.9%，問題已非常嚴重。消費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收入的下降，對待消費問題要從如何增加收入的角度想辦法，發揮財政政策的積極作用。朱镕基任總理任期內，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也很大，后來采取了增加工資，調整收入的辦法，跨過了難關。現在中國也應該加大財政調整力度，打破消費下滑僵局。對消費的一些重要領域，比如家電產品或大件日用品，可以采用降低銷售稅的辦法，而不僅僅是發補貼；對于消費所依賴的民營經濟和網絡經濟，要加大支持力度；貨幣政策要配合財政政策，保持適度寬松，調整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辦法要大膽，刺激消費，才能推動經濟回升，打造向上的經濟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