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于《新湖南》，作者黃奇帆。
堅持以實體經濟為重心，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因為制造業是工業的軀干、經濟的基礎、民生的保障，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是我國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關鍵一環。
與發達國家相比較，中國制造業發展存在兩個突出問題。一方面，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自2011年以來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回落；另一方面，與國際先進水平比較，中國制造業在品種和質量上還存在多方面不足，這主要體現在高端高質產品不足、同質化競爭嚴重、關鍵技術被“卡脖子”、缺乏引領國際的高端品牌四個方面。
“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深入實施制造強國戰略”“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從經濟發展規律來看，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基本判斷：一是國家在經濟發展邁向發達國家的過程中，制造業占比會逐步下降，但不宜下降得過快過早，至少應該等到整個國家人均GDP超過1.5萬美元后再逐步下降。二是相對于中國的國情而言，制造業占比不宜過低。無論如何制造業比重在2035年前不能低于25%，在2050年前不能低于20%。三是在制造業占GDP比重達峰并開始逐漸下降時，為保持工業發展的勢頭，務必加大研發投入，使創新能力成為工業制造業的第一動力。四是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伴隨著一定比例的生產性服務業，在制造業占GDP比重逐漸下降過程中，與制造業有關的生產性服務業占服務業增加值的比重逐漸增大到50%—60%。當這四方面條件都滿足后，以“制造業+采礦業+建筑業+生產性服務業”為主要組成部分的實體經濟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將達到65%左右。這個時候，中國從制造大國轉變為制造強國就有了堅實的基礎，中國的經濟總量也將在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走向全球第一。
現代化產業體系除了要“穩定”制造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還要積極“進取”。只有進有所取、進有所成，才能從根本上擺脫我們現在在一些領域受制于人的境地。為此，我們要在產業鏈、供應鏈等產業組織層面有新的迭代升級，有更高質量的產業體系才能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占據主動，才能發揮中國作為最大規模單一市場、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優勢。為此，我們未來要在以下五個方面努力實現新進展、新突破。
一是要以產業鏈招商打造產業鏈集群。要從過去招商引資就項目論項目的“點招商”模式向“產業鏈招商”模式轉變，打造空間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緊密協同、供應鏈集約高效、規模達萬億元級的戰略新興產業鏈集群。從此次疫情的應對看，那些產業鏈相對完整、產業集群自成體系的地方，恢復起來要比那些兩頭在外、高度依賴國際供應鏈的地方要快、要好。這種集群化生產模式降低了從全球采購零部件所帶來的風險，在疫情時期更突出顯現了其競爭力。
二是要進一步擴大開放，加快補鏈、擴鏈、強鏈。要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通過更高水平的開放，實施“補鏈”“擴鏈”“強鏈”行動計劃，實現更高層次的水平分工、垂直整合。針對我國相對薄弱的物流、保險、工業設計、金融科技、數字經濟等生產性服務業加大力度吸引優勢外資進入，補齊供應鏈的短板，即“補鏈”；或利用業已形成的貿易關系，將產業鏈上下游優勢企業導入，形成產業鏈高度集成的新布局，即“擴鏈”；或推動現有優勢企業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提升我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勢，即“強鏈”。推動補鏈、擴鏈、強鏈同樣是為了形成更高水平的產業鏈集群。
三是要培育并形成一批既能組織上中下游產業鏈水平分工，又能實現垂直整合的制造業龍頭企業。中國制造業門類齊全，實際上在全世界形成了一個十分突出的產業能力——對復雜產品的組裝能力。這類高技術的復雜產品的總裝廠固然仍停留于微笑曲線的中間，與掌握著“三鏈”的跨國公司相比，我們所在的中間環節的增加值不高。但也不要小瞧了這一能力，因為它是成百上千的企業組成的產業鏈上的龍頭企業。這一能力的背后是對企業管理水平、供應鏈組織能力的集成，也是我們不可多得的一大優勢。
四是要培育中國自己的生態主導型的“鏈主”企業。微軟公司、谷歌公司、蘋果公司是生態主導型企業的典型例子。以蘋果公司為例，它已經是一個“無部件制造商”，是一個以其知識產權為基礎組織全球價值鏈的特殊商業組織。蘋果公司不直接生產蘋果手機，卻憑借其擁有的專利、商標、版權、品牌、產品設計、軟件、數據庫等在生產前和生產后組織、管理和經營著全球產業鏈的標準、供應鏈的紐帶和價值鏈的樞紐，主導著整個蘋果產品的“生態圈”。當前，中國在部分領域已有此類企業出現，比如華為。我們要倍加珍惜。一是要用中國大市場為這類企業推廣其應用、迭代其技術提供強有力的支持。二是鼓勵這類企業樹立全球視野，植入全球化基因，通過搭建國際交流、項目合作和市場開拓平臺，幫助這類企業在全球開展知識產權、行業標準的布局。三是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生態主導型的“鏈頭”企業的共性特征是在底層技術上形成自主知識產權。支持此類企業發展壯大，強化其知識產權保護就是從根上對其競爭力形成有效保護，這方面需要持續加強。
五是謀劃和布局一批符合未來產業變革方向的整機產品。這是新一輪產業變革制高點。產業鏈集群化真正的主戰場在于一些世界性的、具有萬億美元級別市場規模的耐用消費品。事實上，全世界每隔二三十年就會有四到五種有代表性的耐用消費品進入千家萬戶，成為風靡一時的消費主流。今后二三十年，能夠形成萬億美元級別市場的“五大件”大體上包括以下五種：一是無人駕駛的新能源汽車；二是家用機器人；三是頭戴式的AR/VR 眼鏡或頭盔；四是柔性顯示屏；五是3D打印設備。要積極進行前瞻性布局主動出擊，圍繞這些重點產業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產業鏈集群。
總之，建設以實體經濟為重心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需要“穩中求進”，不僅能構建中國本土的更具韌性和競爭力的產業鏈體系，而且還有一批能在全球布局產業鏈、供應鏈的龍頭企業和鏈頭企業。這是我們統籌發展與安全的根本之道。
全面深化改革，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什么是高水平？我理解，核心是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國有與民營的關系兩類問題，進而放大中國作為超大規模單一市場的優勢和紅利。
首先，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在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方面，中國的市場經濟是由計劃經濟轉型而來，雖然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已經滲透到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仍有不少亟待完善的地方。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優化營商環境。”要通過對這些市場基礎制度的完善，進一步持續推動國內市場高效暢通和規模拓展，加快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進一步降低市場交易成本，促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培育參與國際競爭合作新優勢，進而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體制改革，構建更加系統、完備、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方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我理解，這個創舉不僅是將社會主義的價值要求與市場經濟的機制有機結合起來，更是對政府角色的自我革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中的“守夜人”，而是要在維護市場、彌補市場、發展市場方面有所作為，以有為政府促進形成高效市場。
其次，要處理好國有與民營的關系。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了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這里面有一個認識問題，兩個操作問題。
關于不同經濟成分的比重問題。從1980年到2010年，非公經濟產生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8%持續增長到60%左右，非公經濟對國民經濟的貢獻被概括為“56789”。對于社會整體來說，“56789”不僅描述了非公經濟的貢獻，也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征的準確刻畫。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經濟發展。企業家愿不愿意擴大再生產、愿不愿意從事創新性的冒險活動，與其對經濟的預期、市場競爭是否公平、產權是否得到有效保護有關。判斷民營企業投資積極性有一個核心指標，就是全部民企的凈資產增長率。此前，廣大民營企業受疫情沖擊最為嚴重，最為關鍵的是要采取措施穩定民營企業家的信心，營造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預期。關于推動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關鍵是推動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特別是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做好了既可以盤活天量的國有資本，又可以“四兩撥千斤”地撬動社會資本，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為整體經濟賦能。
這兩件事做好了，中國經濟將在勞動力紅利之后迎來一個新的紅利——超大規模單一市場所產生的紅利，即市場紅利。就規模而言，中國人口占全球總人口的比例接近20%，就市場結構而言，中國是個單一的大市場，就工業基礎而言，中國是全要素、全門類、全產業鏈集成的經濟體。這三者疊加在一起將產生三方面的紅利。
第一，“規模經濟”效應。進入中國市場的制造業，一旦規模上去了，就能夠大幅攤薄六項成本。一是研發成本，隨著產品產量的增加，均攤到每一件產品上的科研成本就會大幅下降，企業也就能投入更多資金進行原始創新、科研開發。二是固定資產投資成本，生產制造需要投入廠房、生產線、設備等固定資產，產量規模越大單位成本就越低。三是采購成本，無論是商品、材料、部件，采購的數量越大，打折降價的系數越大，采購成本也就越低。四是人力成本，一旦形成規模效應，勞動力成本也會被攤薄。五是物流成本，包括運輸、倉儲、中轉、裝卸等環節的單位費用都會隨著規模增長而攤薄。六是市場開拓成本，通常來說，企業每進入一個新市場都要進行相應的市場調研、用戶分析、產品定位、渠道拓展等，而中國本身是一個單一市場，同一套策略、同一種產品就可以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大大降低了市場開拓費用。
第二，“引力場”效應。這種“引力場”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是從需求的角度看，超大規模市場意味著超大規模的本國消費市場和超大規模的進口貿易量。二是從生產角度看，超大規模市場意味著市場分工可以更加深化，全產業鏈各環節之間，甚至各工序之間都可以通過分工和專業化形成相互嵌套、相互共生的產業鏈集群。三是從時間角度看，超大規模市場意味著供給和需求互促共生現象將會十分顯著。不僅需求端在不斷地更新升級，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市場主體去“供給”，而且由于作為供給端的生產本身具有“學習效應”，將會帶來越來越多的創新產品，也就是說“供給”也在創造“需求”。二者互相促進，相互吸引。
第三，“大海效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經濟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個小池塘。大海有風平浪靜之時，也有風狂雨驟之時……狂風驟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一方面，與小國經濟不同，在面臨外部沖擊時，超大規模市場可以讓本國經濟具有更大的內循環余地，具有更強的抵御外部風險的能力。一般的“狂風驟雨”無法掀翻這個“大海”。另一方面，超大規模市場意味著產業發展、區域發展的差異性可以從一定程度上起到減少沖擊影響的效果，局部的內部沖擊不易在全國形成共振效應。部分行業、部分區域發展面臨困境，并不對宏觀經濟總體穩定產生巨大沖擊。
以上這三種效應是中國超大規模單一市場所帶來的，是中國發展到如今這個階段自然產生的新紅利，也是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所蘊含的自然邏輯。
（作者系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學術顧問，重慶市原市長）
文章來源：數字經濟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