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潤控股集團總部位于浙江省諸暨市，前身是國營諸暨針織廠，創建于1982年。1992年至2003年間，在國有企業改革解困的特殊背景下，合并了國營諸暨酒廠、諸暨毛紡織廠、諸暨紡織總廠、諸暨絹紡織廠、諸暨化肥廠、諸暨市商業集團等22家國有和集體企業，由一家困難的針織小廠逐步發展成為集印染、紡科、無縫鋼管、商業、影視文化為一體的多元并舉的大型企業集團，并成為諸暨市第一家上市公司。1997年6月4日，浙江富潤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1996年4月，富潤集團根據企業多年來的思想政治工作經驗，廣泛征求干部職工的意見，制訂了《經常性思想政治工作條例》。經過20余年來的堅持和不斷完善，最終形成《富潤六十條》。《經濟日報》曾全文刊發《富潤六十條》，《富潤六十條》獲得《半月談》思想政治工作創新獎，入選中國政研會思想政治工作年度創新榜，中國紡織工業協會向全國紡織行業進行推介。2018年富潤控股集團被諸暨市命名為“楓橋經驗”創新發展實踐基地。2019年，首個“楓橋經驗”與企業治理研究所在富潤控股集團成立。可以說，《富潤六十條》就是“楓橋經驗”的企業版。為了進一步深入學習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更好理解“楓橋經驗”，推進基層治理；同時借鑒《富潤六十條》推進企業治理，請看資深媒體人、知名文化學者程冠軍與著名企業家、全國勞動模范、富潤集團黨委書記、董事局主席趙林中的精彩對話。
程冠軍：當下，國有企業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富潤集團是國有企業改革的典范，你們的經驗對當前的國企改革應有所啟示。首先請您談談富潤的改革和發展成就。趙林中：富潤是從國家改革開放的偉大洪流中一路走來，至今已有38年的歷程。富潤的改革發展主要可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82年初創到1992年，這是富潤擺脫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啟動改革走向開放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我們學習“分田到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農村改革實踐經驗，試行全員風險抵押承包責任制，使國營諸暨針織廠走出虧損的泥淖；我們以固定資產嫁接投資，成立了諸暨第二家中外合資企業，取得自營進出口權，改革開放深入富潤人的心中。第二個階段是1992年到2003年，這是富潤跨越式發展的階段。這個階段重點是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果敢決策，兼并了國營諸暨酒廠、國營諸暨毛紡織廠、諸暨紡織總廠、國營諸暨絹紡織廠、諸暨市商業集團（諸暨市商業局系統）、國營諸暨化肥廠；實施股份制改造，培育了諸暨市的第一家上市公司，同時反哺家鄉投資當地基礎設施建設。第三個階段是2003年至2011年，這是富潤深化產權制度改革的階段。按照“軟著陸，緩轉彎”的指導思想，一是在承包經營、公私合營、模擬股份制探索的基礎上，全面推行“新體制”建設，建成了城東印染基地和城西紡科基地；二是結合舊城改造實施商業企業改制；三是結合城市區塊調理完成集團本級的改制，富潤從國有獨資成為以民營經濟為主導、國有資本參股的混合所有制模式，建成了城西富潤大廈、城東富潤屋。第四階段為2012年以來，富潤在新的起點上向更高目標邁進。集團從“兩手抓，兩手硬”向三個“兩手抓”提升，即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兩手抓、實業經營與資本經營兩手抓、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手抓，實施“大上海、大數據、大文化”戰略。股份公司并購了杭州泰一指尚科技有限公司，由傳統紡織業轉向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領域。從1986年至今，集團資產由300萬元增加到75億元，增長了2000多倍。股份公司上市后總股本從0.56億股到5.22億股，擴張了9.32倍；總資產從1.78億元到47.62億元，增長26.75倍；凈資產從1.44億元到28.42億元，增長19.74倍；市值從5.57億元到48.54億元，增長8.71倍；累計現金分紅5.56億元，累計上交稅收11.6億元，兌現了公司設立時“今日借你一粒籽，來年還你一擔糧”的承諾，進入上證380指數樣本。集團榮獲全國文明單位、全國“五一”勞動獎狀、全國精神文明建設先進單位、全國創建和諧勞動關系模范企業、全國紡織行業先進企業、全國紡織工業雙文明建設優秀企業、全國紡織工業思想政治工作優秀企業、全國紡織行業先進黨建工作示范企業、全國紡織精神文明建設示范基地、全國紡織群眾工作先進單位、浙江省百強企業、浙江省最具社會責任感企業等榮譽稱號。公司黨委分別被中共中央組織部、浙江省委命名為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浙江省先進基層黨組織。公司工會被命名為全國模范職工之家。公司團委被命名為全國“五四”紅旗團委。
程冠軍：“楓橋經驗”是20世紀60年代初由諸暨市楓橋鎮干部群眾創造，主要是怎樣妥善處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問題，經驗的主要是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請您談談對“楓橋經驗”的認識和體會。趙林中：“楓橋經驗”是黨領導人民創造的行之有效的社會治理方案。我認為，是毛澤東思想誕生了“楓橋經驗”，改革開放賦予了“楓橋經驗”現實意義和歷史責任，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豐富和發展了“楓橋經驗”。“楓橋經驗”的基本內涵和精神實質是發揮政治優勢，相信依靠群眾，加強基層基礎，直面矛盾糾紛，就地解決問題，減少消極因素，實現和諧平安。今天看，“楓橋經驗”局限于“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是遠遠不夠的了，“楓橋經驗”不僅僅是政法戰線的事情，更是社會和諧進步的法寶。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給我國社會治理帶來前所未有的新挑戰。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歷史性變化，人民群眾在社會治理、平安建設等方面呈現新需求。我們要從企業、社區、機關等基層組織做起，真正使毛主席批示的“楓橋經驗”、習總書記指示的“楓橋經驗”與時俱進地跟上時代發展和要求，常態化地把“楓橋經驗”傳承好、發展好，把基層治理作為根本支撐。程冠軍：《富潤六十條》是富潤集團為依靠職工群眾、凝聚和團結職工力量，實現“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和“富國潤民”的企業理想所制訂的。請您介紹一下《六十條》的基本內容。趙林中：企業的“企”字本意是盼望的意思，企業就是給人希望的事業。這種事業當然要以人為本，我的理解，“企”字上面是“人”，下面是“止”，沒有人，就停止了。作為“楓橋經驗”發源地的企業，我們的指導思想非常明確，就是要把“楓橋經驗”融會貫通堅持好、運用好、發展好，運用到企業的管理中去，通過《六十條》這一載體真正把“楓橋經驗”有效地貫穿到企業文化、企業管理的全過程。《六十條》源自實踐，是富潤干部職工三十多年生產生活的結晶，體現了黨的領導、思想政治工作和群眾路線“三大法寶”，是構建和諧企業的重要載體。1996年4月，我們把多年來圍繞思想政治工作所確定的規章制度進行系統的總結、分析、歸納和整理，并廣泛征求干部職工的意見，將日常管理及兼并過程中出臺的有關文件修改、補充、完善，形成了規范化的《富潤控股集團經常性思想政治工作條例》，員工們稱它為《六十條》。《六十條》共八章，即職工生活管理、家訪慰問、勞動管理、勞動爭議和勞動安全、民主管理、表彰先進頌揚新風、黨建群團工作、離退休職工管理、附則。八章里面又有61條針對性強、涉及面廣，考評量化、責任管理明確的工作要求和具體規定。分別是：職工日常工作、勞動合同、社會保險、結婚、生育、醫療、工資、福利、退休、入伍、立功、解除勞動關系乃至家庭糾紛、生老病故、書報費發放等等，涵蓋職工生產勞動、工作學習、家庭生活、人際關系等方面的物質和精神需求。圍繞職工關心的問題，《六十條》有十分明確的訪問、幫助、祝賀、獎勵、懲罰、扶困等措施。每項條款的實施也都規定了嚴格的操作方法，每項操作方法都規定了具體的提示人和責任人。其中不僅規定了做什么，而且規定了怎么做，什么時候完成，使企業思想政治工作有章可循。《六十條》全方位地確定了一整套日常思想政治工作的運作機制，條理化、制度化、規范化，納入考核。使之成為富潤控股集團日常性思想政治工作和代表職工切身利益的行為準則，與企業的生產指揮調度系統一起全方位地同步運轉。為使它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我們還歸納成20句順口溜，還印成小冊子，讓職工都知道。《六十條》的核心思想是：以人為本，全心全意依靠職工辦企業，辦好企業讓職工有個依靠。《六十條》明確指出，富潤的發展依靠職工群眾、富潤的發展為了職工群眾、富潤的發展成果由職工群眾共享，切實解決職工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千方百計為職工群眾多辦好事實事。《六十條》建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長效機制，貫穿著以人為本的思想、集中體現了理解人、尊重人、關心人的樸實情感。《六十條》以貼近生活、貼近職工、貼近實際的真情實感，得到職工的普遍認同。營造了“我為你，你為他，人人為富潤，富潤為大家，大家為國家”的良好氛圍。以《六十條》為載體，富潤形成了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激發了積極性與創造性，職工的冷暖有人問，急難有人幫，生老病故有人管，呼聲建議有人聽，成績進步有人贊，壞人壞事有人抓，好人好事有人夸……職工們感受到企業的和諧和大家庭的溫暖，感受到黨和政府的關愛。
程冠軍：富潤集團創新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六十條》，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等舉措豐富了“楓橋經驗”的時代內涵，為孕育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作出了積極貢獻。請您談談《六十條》與“楓橋經驗”之間的內在聯系和區別。趙林中：富潤是一家特殊的企業。所謂特殊，就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在國有企業改革解困的特殊背景下，我們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決策部署，十年間急風暴雨地兼并了當地22家困難國有企業和二輕大集體企業，接收職工近一萬名。企業合并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發揮政治優勢，相信依靠群眾，加強基層基礎，就地解決問題，減少消極因素，實現和諧平安”，就是要把“楓橋經驗”融會貫通堅持好、運用好、發展好。新時代“楓橋經驗”彰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聯系我們實際，就是“全心全意依靠職工辦企業，辦好企業讓職工有依靠”。新時代“楓橋經驗”突出現代治理理念，強調政府與公民的互動，聯系我們富潤集團實際，就是“職工的事最小也是大事”，處理職工的問題，原則是“既依法依規，又合情合理”，“有政策的按照政策辦，沒有政策的不隨便開口子，可這可那的盡量往有利于職工方面靠”。盡可能做到“小事不出車間（分廠）、子公司，大事不出集團，矛盾不上交政府”。新時代“楓橋經驗”堅持以黨建為引領，我們認為思想政治工作可以春風化雨，潤物無聲，聯系我們富潤集團，堅信“黨建也是生產力”，“燦爛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結出豐碩的經濟之果”。新時代“楓橋經驗”在我們企業貫徹落實的載體是《六十條》，《六十條》，使思想政治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對“楓橋經驗”有特別的感情，我在擔任全國人大代表的15年中，12 次提出建議、發表意見，呼吁傳承弘揚、創新發展“楓橋經驗”，并對“楓橋經驗”多次做過深入的調研。通過《六十條》這一載體把“楓橋經驗”貫穿到企業管理的全過程，并使之規范化、制度化，被學界譽為“楓橋經驗”企業版。這些年來，我真切地感受到：楓橋經驗是個傳家寶，企業管理少不了！程冠軍：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是國有企業的“根”和“魂”。《六十條》是富潤控股集團堅持和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提升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結出的碩果。幾十年來，富潤集團是如何堅持和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的？趙林中：富潤改革發展的每一個重要階段和關鍵環節，都離不開黨的領導，離不開黨建的引領。我們把黨建作為企業的“生命線”，堅持“黨建工作”和“集團業務”一起抓，積極落實“黨建工作進章程”要求，2017年率先對《公司章程》進行修訂，特別是突出黨的領導地位，嚴格落實“雙向進入、交叉任職”制度，黨委書記和董事長由同一人擔任，序列企業由董事長兼任黨組織負責人，黨委領導班子13名成員全部進入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環節，把企業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明確和落實黨組織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法定地位。同時，我們明確企業重大問題決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項目投資決策、大額資金使用，必須經過黨委的研究討論。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實踐中，我們的體會，一是堅持黨的領導，旗幟鮮明抓黨建，理直氣壯抓黨建，堅定不移抓黨建，把提高企業效益、增強企業競爭力、實現資產保值增值作為黨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我們聽黨的話，跟黨走，在黨的領導下走市場經濟的路，不管牌子怎么換，體制怎么改，機制怎么變，黨組織的戰斗力不削弱，執行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不放松，“忠誠于黨的事業，忠誠于國有資產，忠誠于富潤的事業，辦事認真，處事公正，經營廉正，艱苦勤奮”的行為準則不打折，使體制改革、機制轉換有強大的思想基礎和政治、紀律保證。二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企業的實際出發，使企業改革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打破傳統思想的束縛，不但開放，而且放開；堅持發展是硬道理，但硬發展就不一定有道理。對不適應市場經濟的理念反其道而行之，如“個人得大頭，集體得中頭，國家得小頭”，“小河有水大河滿，小河無水大河干”、“職工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企業的事，是大事就是大事，是小事就是小事”這樣的思想和理念。放手建立激勵和約束機制，“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三是遵循規范。執行制度才有生命力，遵循規范才有持久力。在企業運行和改革改制過程中，嚴格按照規范，陽光、公開、公平、公正，從而使每一步改革及改革成果經得起歷史和時間的檢驗，做到對企業負責、對員工負責、對團隊自己負責，對市委市政府負責，對歷史負責。企業上市后，規范意識更加強烈和自覺，“政治紀律、安全生產、稅收、環保、規范運作”五大安全底線深入人心，《母子公司管理關系指引》成為集團化運行的“基本法”。四是全心全意依靠職工群眾。職工的支持和參與使改革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始終堅持“全心全意依靠職工辦企業，辦好企業讓職工有個依靠”，在共性問題上，以“楓橋經驗”和《經常性思想政治工作條例》（《六十條》）為指引，在處理個性問題上，堅持“依法依規，合情合理”、“有政策的不折不扣按政策辦，可這可那的往有利于職工方面靠，沒有政策的不隨便開口子”，既充滿人性，又有剛性，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保證了企業的安定團結和長治久安。
程冠軍：富潤《六十條》最早制訂于上世紀90年代，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的發展變化，如何保證它緊跟時代步伐，更好地適用于新時代的思想政治工作？趙林中：《六十條》實行24年來，我們深深感到，“楓橋經驗”的魅力越來越顯現，對“楓橋經驗”的理解和領會越來越深刻，自我完善和提升的意識越來越強烈。《六十條》與時俱進作了九次修訂，修訂內容100多處。如隨著計劃生育的變化，“計劃生育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實行計劃生育是每個公民的義務……”調整為“各用人單位、集團計劃生育管理科和女工委員會要不斷提升新形勢下的計劃生育工作，要堅持人性化管理，及時掌握育齡婦女的生育情況，做好孕期保健工作。對所有育齡婦女都要按有關規定定期檢查。做好男職工配偶計生工作。有條件的單位要積極開展愛心媽咪小屋建設，為孕期、哺乳期女職工提供方便。”“為體現對在崗職工身體健康的關心，工會聯合會每兩年要組織職工進行一次健康檢查”調整為“為體現對在崗的職工身體健康的關心，工會聯合會每兩年要組織職工進行一次健康檢查，有條件的單位可每年組織一次”。“當月工資發放清單，由各統計員上墻公布”后面加上“對通過網銀發放的，為避免勞資糾紛，工資發放表須經本人簽字確認”。職工有建議、呼聲、要求或工作、生活、思想等方面的信息，可通過“聯系箱”書面反映給集團調整為“可通過聯系箱、短信、微信等反映給集團”。評優創模制度，開展“十佳崗位能手”、“巾幗建功示范崗”等調整和新增為“十大工匠”、“十佳專業技術人才”、“十佳孝親敬老模范員工”、“巾幗文明崗”。我們集團是諸暨市孝德文化研究會的會長單位，小孝在家，中孝在企，大孝為國，為此我們還在《六十條》還增加了新二十四孝的內容。總之，《六十條》貫穿了以人為本的現代管理思想，體現了社會主義榮辱觀，實現了與企業經營管理的相互交融和相輔相成，把思想政治工作延伸到企業各個層面，將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化、規范化、經常化，在虛實結合中構筑起了日常思想政治工作的長效運行機制，體現了時代性、主動性、針對性、實效性的要求，以貼近實際、貼近職工、貼近生活和與時俱進的務實風格，成為富潤發展的原動力。領導帶動、理想鼓動、以情感動、文化驅動、制度推動、多向互動”是《六十條》蘊含的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六動”機制，用制度約束人、教育人、凝聚人、激勵人、熏陶人成為富潤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規則和標準。程冠軍：“楓橋經驗”聞名全國最早源于毛澤東于1963年的肯定和批示。習近平同志更是高度重視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他主政浙江時，2003年就明確提出要充分珍惜“楓橋經驗”，大力推廣“楓橋經驗”，不斷創新“楓橋經驗”。2013年，習近平同志強調要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要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楓橋經驗”被寫進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請您談談“楓橋經驗”對推進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的作用。趙林中：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加強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機制建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加強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充分說明了加強社會治理的重要性。新時期“楓橋經驗”超越了綜治、調解、信訪等內容，已經涵蓋基層社會治理的方方面面。只有使之常態化，才能營造安定團結的政治和經濟發展環境，才能從社會管理走向社會治理和善治，才能使社會既充滿活力又規范有序，才能使人民群眾有更多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楓橋經驗”已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做好“三農”工作的若干意見》、《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新中國人權事業發展70年》白皮書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楓橋經驗”已經成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推進治理現代化是對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在社會利益多元的當下，公共事務不能僅僅依靠黨政機關，而要廣泛實行市民、社群的治理。因此要堅持傳承發揚、創新發展“楓橋經驗”，與時俱進賦予“楓橋經驗”新的內涵，發揮“楓橋經驗”在服務經濟轉型升級、協調經濟社會關系、預防化解社會矛盾、鞏固基層政權中的重要作用，把制度優勢和治理效能轉化為發展勝勢，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去年我們富潤還成立了“楓橋經驗”與企業治理研究所，目的是以高質量、人性化、重創新、顯示擔當，努力實現企業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程冠軍：任何一種文化的產生都有其特有的地域和文化土壤，富潤《六十條》也不例外，富潤集團的所在地正是“楓橋經驗”的發源地。“楓橋經驗”所解決的是基層社會治理的難題，富潤《六十條》所解決的是企業治理的難題。二者同發諸暨，領域不同，目標一致，最終實現了殊途同歸。您認為，應如何借鑒“楓橋經驗”和富潤《六十條》推進國有企業黨的建設、推進公司治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建設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趙林中：我們集團經過了多次的改革和改制，在每一個節點上我都要求自己：不管牌子怎么換，體制怎么改，內部機制怎么變，企業黨組織的戰斗力不能削弱，執行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不能放松，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弱化，“楓橋經驗”要作為傳家寶一脈相承。當前社會正處于改革的攻堅期、社會的轉型期、經濟的調整期和發展的關鍵期。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和國內形勢，面對利益調整及矛盾凸顯，必須要堅持發揚和創新發展好“楓橋經驗”。“楓橋經驗”是全國的“楓橋經驗”，我們《六十條》源于富潤，愿為同行業及企業的企業治理、思想政治工作等提供借鑒。今年以來，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使國際國內形勢和世界環境格局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對各行各業、對生產生活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可以說整個世界都充滿了不確定。疫情發生后，我們在當地市委、政府的領導下，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復工復產。集團黨委發出《應對“戰時”狀態 遵從“戰時”守則》的通告，全員進入“戰時”狀態。集團制定了《關于應對當前危機的指導意見》，以最壞的打算，做最足的準備。做到盡可能不裁員、不減薪，開源節流，精打細算過緊日子，堅持發展“楓橋經驗”，更加重視貫徹落實《經常性思想政治工作條例》（《六十條》），更加關心職工。疫情是一場災難，我認為我們要從災難中學會成長，不浪費每一場危機，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努力以“內循環”驅動經濟增長，為高水平治理和高質量發展作應有的貢獻，實現企業的穩定、和諧和可持續發展。
此文刊登在《南方企業家》雜志2020年8月刊
文章來源：廣東省企業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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