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夏過了，北京五月的陽光已非常扎眼。

耀眼的陽光里，55歲的臺州人謝仁德帶著記者來到豐臺區豐海南街路口。他瞇起眼看了看南中軸國際文化科技園的工地，用手指著街對面一幢20多米高的老樓說道：“那是當年的京溫服裝市場。那個時候，大紅門一帶圍繞服裝產業形成的市場有幾十個。那個繁榮啊！”

京溫服裝市場舊址

北京南三環，涼水河依然平緩地流淌著。謝仁德帶我們來的地方，曾是北京乃至華北最大服裝批發交易中心之一的大紅門服裝商貿城所在地。現在，這里正“華麗轉身”為未來科技產業園，以“文化 科技”整合新產業，撬動著北京南部地區加速蝶變發展。

建設中的南中軸國際文化科技園，大紅門正“華麗轉身”

幾十萬浙商，曾經奮斗在大紅門

謝仁德現在是北京浙江企業商會常務副會長、北京臺州企業商會會長，對于大紅門，他再熟悉不過。1994年，大紅門服裝商貿城的前身——紅門服裝市場，就是由謝仁德和幾個浙商一起創辦的。

對于在這片土地上奉獻了青春的他來說，這里有激情燃燒的歲月。謝仁德覺得，大紅門一帶服裝市場曾經的繁榮，無法用言語來形容，“比熙熙攘攘還要厲害！”

這種感覺，記者同樣在胡濤那里得到了印證。職業經理人出身的胡濤，2017年前曾是京溫服裝市場總經理。她說：“那會兒，大紅門每天人山人海。”

“怎么形容呢？”胡濤甚至給記者打了個比方，“現在我們說‘堵車’，那時這兒就是‘堵人’！”

怎么個“堵”法？“就是人多、貨多、車多，放眼望去，所見之處皆是貨車、三輪車和打了包的貨物。我們走路都得小心翼翼。”胡濤說，“不過這里的生意，那是真的好！”

京溫服裝市場創辦于1992年。“我2000年來到‘京溫’時，這里已經熱鬧得不得了了。”胡濤說。

胡濤

胡濤在京溫服裝市場待了17年。17年里，她目睹勤勞的浙江人在這里攢下人生第一桶金，而后轉型升級創辦企業。她曾經管理的京溫服裝市場一期、二期總建筑面積6.5萬平方米，2500個攤位，90%是浙商。“浙商不會固守陳舊。隨著業務發展，部分浙商把攤位盤給外省人承接經營，自己出去辦廠擴大再生產。但這些外省的商人，始終做不過浙商。”她說，“浙商眼光超前，思路靈活。”

曾經，到底有多少浙商奮斗在北京大紅門？2015年，北京浙江企業商會做過一個調研。調研數據顯示，當年在北京注冊登記、年營收在1億元以下的浙江籍老板名下小微企業，約2萬個。謝仁德參加了這個調研，他告訴記者：“這些企業，相當部分是大紅門一帶浙商注冊成立的。”

謝仁德

這個調研還顯示，當年80多萬在京浙商中，溫州籍近50萬人（其中樂清籍占了大頭，有近30萬人），臺州籍約17萬人。“在大紅門從事服裝生意的，以溫州籍浙商和臺州籍浙商為主。”謝仁德說，“坊間傳聞‘幾十萬浙商在大紅門’，并不為過。”

2017年，隨著北京市第一次非首都功能疏解告一段落，大紅門一帶服裝市場全部關停。

2023年春天，記者行走在涼水河畔，曾經喧囂的熱鬧景象早已難覓。但浙商在大紅門曾經的奮斗史，依然在這片土地上流傳。

涼水河畔

在大紅門，浙商是這樣做生意的

大紅門，位于北京市豐臺區永定門外木樨園橋南側南苑鄉。

歷史上，大紅門原指皇家苑囿南海子的正門。據史料記載，大紅門建于明代永樂十二年（1414年）。當時擴建南海子時在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各開有一個門，分別稱東紅門、西紅門、南紅門、北紅門；其中，北紅門為南苑的正門。清代乾隆年間，這里又增開了五個門；在北紅門東邊所建的一個門稱“小紅門”，因此原來的北紅門也被大家稱為“北大紅門”，后來習慣稱“大紅門”。

近20年，大紅門地區成為由浙江人為主的外來人口聚集地方，一度被稱為北京“浙江村”。

1985年春節前，17歲的謝仁德從浙江玉環老家來到北京。因為很多溫州籍、臺州籍老鄉就住在木樨園大紅門一帶，他也跟著住進了這里。

俯瞰“浙江村”

至今回想起來，謝仁德依然覺得那樣的日子快樂而有奔頭。“就是老北京的胡同里，都是平房，一間一間的，住滿了租在這里的浙江人。居住條件并不好，一到下雨天簡直無從下腳，但大家覺得日子充滿了希望，并不覺得苦。”

那會兒正是“引廠進店”的好時機，北京的東安市場、隆福寺大廈、西單百貨大樓等地，敞開懷抱歡迎大家進去“包柜臺”經營。謝仁德他們，就是帶著玉環老家服裝廠的產品，來到北京“包柜臺”。因為是直接從廠里生產出來后就進到銷售前端，中間省去了經銷環節，所以利潤相當可觀。

勇于挑戰的浙江人就在其間發現了商機。“有些會裁剪的、縫紉手藝好的，就在出租房里擺起了兩三個、三五個機頭，搞起了家庭服裝作坊。有的拿到京郊去賣，有的給廠里做貼牌。漸漸地，有北京市民打聽到商場里的服裝就出自‘浙江村’后找了過來，大家就在出租房里加工并銷售。”謝仁德告訴記者。

再后來，隨著加工工藝越來越好，大家都認同了“浙江村”的產品。因為同樣的服裝，大商場和“浙江村”的價格相差不是一點點。但是出租房太小又接待不了那么多客戶，大家就到路邊擺攤去交易。“實際上連個攤位都算不上。找兩棵樹，拉根繩子，掛上衣架和衣服，就能做生意啦！”

“浙江村”里的作坊

慢慢地，服裝市場雛形就開始形成了。

“這個市場的形成，完全是自發的。”謝仁德說，“其后大家看到果園村有片空地，就琢磨著要像紹興柯橋輕紡城那樣辦個交易市場。”

這一琢磨不得了。1992年京溫服裝市場誕生，1994年紅門服裝市場開業，1997年京都輕紡城開張……有做面料的，有做輔料的，有做鈕扣的，有做五金配件的，有做拉鏈的，大大小小幾十個市場，包羅了服裝生產的所有工序和工藝。

“除了服裝設計和研發，當時‘浙江村’不具備這樣的能力。”謝仁德說，“其余服裝生產、銷售要素，我們都有了。”

“浙江村”內的市場

那時候的浙江人，為什么能在大紅門做得那么紅火？

在謝仁德看來，這其實就是一個全產業鏈的雛形。“大家各司其職，發揮所長，負責的是服裝產業的每一個環節。”他解釋說，“實際上就是把整個產業鏈給拆分了，化整為零，各自加工完成后，再拿到市場來進行交易，又化零為整。市場規模就這樣起來了！”

也是在豐臺區大紅門服裝批發交易市場的影響下，西城區動物園批發市場、朝陽區雅寶路服裝批發市場相繼建立，形成三足鼎立局面。

比別人早邁出一步，敢為人先

“作為職業經理人，我是從另一個視角來觀察大紅門的浙商。”胡濤說。

在她看來，在京浙商除了吃苦耐勞，其獨特的地方或是明顯的優勢還在于：視野開闊、眼光超前、積極進取、團結協作。“浙商大多很早出來經商，其家族或者親戚又遍布世界各地，他們所具備的往往就是世界眼光，做生意總能比別人早邁出一步，搶到一些先發優勢。”胡濤這么認為。

浙江樂清人盧堅勝，是謝仁德的合作伙伴。

盧堅勝

1995年，24歲的盧堅勝跟著朋友離家北上，與“做市場”結下不解之緣。1996年，盧堅勝與大紅門街道合作，辦起“服裝早市”；1997年，由他擔任董事長的京都輕紡城開業；其后，他又辦起紡織品市場。

就是在大紅門，臺州人謝仁德與溫州人盧堅勝相遇了。相同的理念，讓他倆很快走到一起，一路合作至今。

2009年11月，北京啟動《促進城市南部地區加快發展行動計劃》（簡稱“南城行動計劃”），計劃三年內投資2900億元，用于城南的產業調整、民生改善以及基礎設施建設，并定位于高端產業。

看到“南城行動計劃”的那一刻，謝仁德和盧堅勝都敏感地認識到：大紅門原有的服裝加工業將面臨搬遷和改造。

一直以來，大紅門地區服裝市場走的都是這樣一種模式：租來村集體的土地，建好市場招租，然后開業經營。“市場管理方、經營戶和村集體，看似大家都賺錢了，但很多手續都是不完備的。在沒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作坊式的服裝業，等于一直在沒有地基的空間里行走。”同時認識到這個問題的謝仁德、盧堅勝，還聯合了后來成為中通快遞管理層的王吉雷，開始為大紅門浙商尋求出路。

他們一致認為，已經發展壯大了的大紅門浙商，需要一個適合長期發展又屬于自己的地方。

“浙江村”里最早的批發市場。門口一排排小車，是用來把作坊里生產的服裝運往市場的。

2009年底，在浙江省政府駐北京辦事處和北京浙江企業商會的支持下，他們考察調研了環首都十三縣中可承載服裝產業的所有地方，最終敲定了河北省永清縣。

永清地處京津冀經濟圈核心、北京產業轉移帶上，毗鄰北京大興國際機場，京臺高速貫穿全境。獨特的區位和交通優勢，使其成為大紅門浙商搬遷的首選之地。

“永清到北京天安門廣場，直線距離60公里。地理位置得天獨厚。”采訪時，謝仁德一再告訴記者。

他們注冊了“浙商新城”和“浙商服裝新城”兩個主體。2010年春節前，與永清縣相關部門達成協議，合作建設規模達2萬畝的永清“浙商新城”項目，其中5000畝用于建設“浙商服裝新城”。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永遠比想象要來得更骨感。

永清在哪里？魅力在哪里？

從北京豐臺區大紅門出發，沿京臺高速驅車40分鐘，便到了永清地界。

介紹資料顯示：“永清縣地處京津冀經濟圈核心”。進入永清境內，記者對這句話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也更能明白當初“浙商新城”為何會選址在這里了。

永清縣區位交通示意圖

從永清縣區位交通示意圖上看，這里距離北京市60公里、天津市60公里、雄安新區50公里。如果把北京、天津、雄安新區比做一個三角形的的三個頂點，那么永清幾乎處于這個三角形的中心。

武廷海是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城市規劃系主任。此前，他曾參與“大北京規劃”和“京津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

武廷海告訴記者：“北京要發展，產業升級是必然。大紅門等批發市場，是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低小散是其特點。隨著時代發展，大紅門必然要面對轉型升級、自我革命，這是歷史必然。從這種意義上說，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大紅門浙商顧大局講政治，主動選擇去永清建設‘浙商新城’，不僅眼光超前，也是二次創業。”

確實，京津冀是我國經濟最具活力、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的地區之一，是引領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源。千年古都“瘦身”蝶變，環京各地縣市，比如永清縣，如何牢牢抓住和用好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這個“牛鼻子”？這是一個發展機遇，也是一篇大文章。

相關數據顯示，近10年來北京疏解提升區域性批發市場和物流中心近1000個。這其中，包括大紅門一帶圍繞服裝產業的大大小小幾十個市場，涉及浙商幾十萬。

遭遇瓶頸：疏解容易落地難

2010年春節后，負責牽頭永清縣“浙商新城”項目的謝仁德、盧堅勝他們，找來當時大紅門一帶較有實力的600多家浙商服裝企業，并與這些企業簽訂了合作協議。

正當大家摩拳擦掌、準備大干一番之際，這個當年曾被列為永清縣乃至河北省委省政府重點引進的產業項目，卻遭遇了“疏解容易落地難”問題。

按照規劃和設想，作為時尚產業的永清縣“浙商新城”項目將被打造成一個萬億級產業集群。其中，相關產業鏈企業1000家，容納產業人口100萬（20萬為生產、銷售端常駐人口，50萬為采購端流動人口，30萬為服務產業人口）。

云裳小鎮

目前，落地永清的主體中，只有“浙商服裝新城”項目“云裳小鎮”部分得到了落實。5月12日，記者探訪“云裳小鎮”時了解到，這里營業的3800多個攤位、幾十家企業，其所吸引的常駐產業人口尚不到當初設想的1/3。

記者在調研中了解到，作為華北區域最大、最紅火的服裝批發交易中心，北京也曾是服裝行業的風向標之一。以面料為例，女士的冬裝和男士的休閑夾克，都曾有過“全國看北京”的輝煌。

云裳小鎮內的華盛紡織集團

伍朝八，浙江樂清人。作為最早一批在北京大商場里“包柜臺”的勇敢者，自從2000年左右改做面料以來，伍朝八至今做的仍然是女裝面料生產、銷售生意。2018年，經歷了前期觀望、搖擺后的他，在“云裳小鎮”掛出了“華盛紡織集團”的牌子。“在面料界，女士冬裝的細分行業，北京不再是風向標。”他告訴記者，“現在，這行的風向標在南方的杭州、海寧、桐鄉一帶。”

在伍朝八的印象中，2011年-2015年是北京面料界的高光時刻。“京都輕紡城、萬鑫輕紡市場等10多個面料市場、5000多個攤位，曾經一鋪難求，大家生意都很好。”伍朝八說。

華盛紡織集團的女裝面料

作為云裳小鎮經營女裝面料品種最全的浙商，他認為：“市場一散，客戶就散了。再要聚攏，需要時間、規模等多種因素來共同培育。”

在他看來，重疏解輕承接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這里的市場集聚效應尚顯不足。“與大紅門相比，不可同日而語。這里幾百家的面料攤位體量，也撐不起‘店多隆市’的效果來。”

記者調研時，同樣提到“集聚效應不足”的，還有經營廊坊卡帝亞服裝有限公司的浙商張獻華，他的工廠專業生產商務男裝。

張獻華拿來一款男士羊毛大衣，給我們舉了個例子。“比如這件大衣的面料，原來在大紅門，我們拿面料的話半天就能到貨，因為大紅門是全產業鏈供應，大家各司其職，上下游供應效率非常高。”他解釋說，同樣一塊面料，現在他得先到內蒙古去采購紡紗用的原材料，再到山東去織成布，而后完成印染，整道采購流程走下來至少40來天。“不僅速度慢了，也會增加采購成本和市場風險。”

張獻華經營的廊坊卡帝亞服裝有限公司

同為浙江樂清人的張獻華，是最早一批在永清買地建廠房的浙商。曾經在北京舊宮鎮，張獻華的服裝企業年產值2億多元，擁有員工580多名，是舊宮鎮有名的納稅大戶。“那時，唯一美中不足的，廠房是問村集體租來的。萬一遇到拆遷，自己的權益就得不到保障。”

2010年7月，張獻華砸錢在永清購買了40畝地，加上后來自建廠房的費用，幾乎把前半輩子賺來的都投了進去。“由于用地指標緊張，當年我只拿到了10畝地的土地證。后來又陸陸續續補辦了一些，目前尚有17畝地的土地證正在補辦。”張獻華說，建設用地沒有合法、完備手續，這或多或少讓他不敢過多投入、放手一搏。

“來永清買地建服裝企業的浙江老鄉，大多和我一樣被土地證‘卡’過。”張獻華補充說。

二次創業，浙商在永清韌性生長

盡管有種種不如意，記者發現，從大紅門前來永清謀發展的浙商都咬牙堅守了下來。“沒有一個逃兵！”永清縣浙江商會會長陳炳柳說。

“我們到永清來，就是鳳凰涅槃般的二次創業。” 陳炳柳告訴記者，“一路上遇到的坎坎坷坷，也是人生的寶貴財富。”

永清縣浙江商會

注冊并擁有自己的品牌，讓這些浙商告別了首次創業前期的低端產品。記者在調研時欣喜地看到，浙商們來到永清，一起帶來的還有各自的商標和品牌。從生產端看，陳炳柳，永清盈珂服裝服飾有限公司法人，擁有女裝商標“盈珂”；張獻華，廊坊卡帝亞服裝有限公司法人，擁有男裝商標“尼羅菲”。從銷售端看，伍朝八，華盛紡織集團合伙人，注冊了女裝面料商標“華桐”；林加進，賣的就是自家“澳森”品牌服裝。

有品牌、重質量，這是浙商在永清生存的法寶之一。“特別是經歷了疫情三年的沖擊之后，面對越來越理性的客戶，我們靠的就是質量取勝。”張獻華說。

因為質量牢靠、款式新穎，張獻華自家生產的“尼羅菲”品牌男裝在蘭州、西安等地的200多家門店銷售。此外，他家還是國內一些大品牌七匹狼、勁霸等的加工商。

而在樂清人林加進看來，永清浙商屹立不倒的原因，就是一步步轉型，“都是自發的！”

“市場大環境就是這樣。但我們相互鼓勁，爭做‘不倒翁’。”林加進說。他還給我們講述了自己的轉型故事。

1985年，19歲的林加進來到北京海淀，在五道口那里經營服裝。1992年大紅門京溫服裝市場開業時，林加進進場成了經營戶。后來，他注冊了自己的服裝公司：北京澳森服裝有限公司，“前店后廠”模式，生意紅紅火火。

起先，“澳森”只生產、銷售男褲。2017年非首都功能疏解時，林加進同樣選擇了永清，并在曹家務鄉南小營村租房辦廠，繼續“前店后廠”模式。后因村里搬遷，林加進干脆關閉了廠子，謀求轉型升級。

“我們不生產了，轉為主攻銷售。光是男褲，我覺得產品線還是單一了些，就轉為銷售‘澳森’品牌全品類男裝。”林加進說。

怎么采購？他把男裝分為褲子、西服、襯衫、短袖等品類，在全國各地找來質量過硬的生產商，下單“代加工”。這其中，最關鍵的一點是，他主打的還是自家那個品牌：“澳森”。

“就是我用‘澳森’品牌下單，讓生產廠家代加工。比如西服，還是溫州老家的廠家過硬，我找的是報喜鳥、喬頓合作。襯衫，我就交給義烏還有廣東那邊生產。”如此一來，林加進每天琢磨最多的，就是國內外的流行款式，看面料、看設計、看色彩，然后再到全國各地調研，“看準了就下單”。

澳森服飾

再后來，他還把女裝也囊括了進來。如今，林加進在云裳小鎮有兩個店面，一個主營全品類男裝，一個主營全品類女裝。“我們還反季節下單采購，可以節約生產成本。”林加進說，“這個月底，我計劃去趟浙江平湖，反季節采購今年冬季的羽絨服。”

等待機遇，期待騰飛

面對未來，永清的浙商在想些什么？

“一致看好，充滿信心！”記者在永清調研后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作為永清縣浙江商會會長，陳炳柳告訴記者：“華北區域需要這么一個平臺，這是幾十年從業經驗讓我們得出的結論，也是這些年支撐我們一路前行的精神支柱。”

正是在這樣的認識下，100多家在永清建起的浙商服裝企業，至今每家僅購地建廠部分已投入不少于4000萬元。“加上設備等，全部加起來已有近百億元。其中相當部分浙商，是把前半生積蓄都投在這里了。”陳炳柳說。

云裳服飾廣場（一號館）

最近，他們正商量著成立永清縣浙江商會外貿服裝專業委員會，做好內銷、外貿兩篇文章，積極參與國際國內雙循環。

在京津冀經濟圈核心，永清浙商的發展引起了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城市規劃系師生的關注。祖籍浙江溫州的該系研究生夏成艷，甚至在畢業論文中關注了這群浙商。

“浙江人就是潛力股，只要給機會、政策和平臺，他們就能騰飛。”目前已經完成論文、正等著畢業答辯的夏成艷告訴記者。

在導師武廷海的指導下，夏成艷是從未來城市規劃的角度去研究永清時尚產業和永清浙商的。她的論文題目是：《基于未來城市DNA的河北永清國際服裝城規劃研究》。

在武廷海、夏成艷這對清華師生看來，在永清奮斗的這群浙商積極配合國家戰略部署，不僅有戰略眼光，還在實戰打拼中非常靈活。“困難是臨時的，前景是光明的。”他們說。

時尚產業規劃

永清發展，需要浙商這樣的領頭羊

“浙商新城”項目從2010年規劃至今已有10多年了。這些年，浙商陸續來到永清，奮斗在這片熱土。我們好奇的是，永清有什么樣的魅力吸引著大家？而對于這部分浙商，縣里又是如何評價的呢？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浙商顧大局講政治，從北京大紅門來到河北永清，我們非常歡迎。永清的發展，需要浙商這樣的領頭羊。”縣委書記焦文序如是說。

大紅門浙商去哪兒了？

焦書記認為，大紅門浙商不僅沒有消亡，而且在永清華麗轉身“升級”了。“他們是怎么升級的？是被一些有情懷、有膽魄、有思想、有路徑的浙江企業家領著走出來的。”

焦書記繼續介紹說：永清一直非常歡迎和支持外來企業、投資者來此發展。浙江服裝企業的到來，和那些順著“了不起的地瓜”藤蔓出來的浙商，已經在永清趟出一條路。“浙商新城”項目建設，購地建廠的浙商已在永清投入近百億元。作為時尚產業的云裳小鎮，其建筑都成了永清的地標，充滿時尚感，恰如其名引領著永清建設“時尚之城”。

廊坊浙商新城投資有限公司外景

針對浙商新城項目，永清縣委縣政府一直積極推進，加強協調和服務，努力為浙商企業營造更加開放、優質的投資環境。10多年來，永清縣大力推進產業轉型和升級，優化產業結構，扶持優勢產業和新興產業的發展；同時也注重與浙商企業開展合作，共同發展壯大服裝服飾產業。

浙商奮斗在永清這片熱土，也為永清縣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浙商們作為有著豐富經驗和優秀管理能力的企業家，在技術引進、資金支持和創新能力等方面，為永清的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持，注入了強大動力，也為永清百姓帶來了更多就業機會和福利。

永清服裝博物館

開通到北京的828快線，永清縣花了不少力氣

目前，云裳小鎮不僅是永清的地標性建筑，更是浙商經營戶在永清的聚集區，但更多的商戶還是居住在北京。隨著北京到永清828快線的開通，既便捷了交通，也節省了時間。在這件事上，永清縣委、縣政府動了不少腦筋，花了不少力氣。

對此，焦文序頗有感觸地說道：“是啊。‘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這是河北省委提出的旅游方針和策略。服裝服飾作為時尚產業，既屬于美的范疇，也屬于購的商品。曾經的大紅門非常熱鬧，大紅門的浙商去哪兒了？不僅北京人不知道，外省人也都不知道。我們有責任，讓北京人和外省人知道‘大紅門的浙商來永清了’！他們在永清又扎根了，又蓬勃發展了，又轉型升級了，還能‘定制’滿足個性化消費需求。”

在永清，升了級的大紅門版本是怎樣的？

記者得知，目前在云裳小鎮，已先后建成“云裳輕紡城”“云裳服飾廣場”兩個項目，承接北京大紅門區域服裝商貿企業或商戶3800多家，注冊個體經營戶1000余家，注冊企業400余家。同時，云裳小鎮還進駐了獨立設計師與高級定制工作室百余家，這些工作室均由中國時裝設計“金項獎”、中國時裝技術“金剪獎”、“中國十佳時裝設計師”等領銜。

云裳小鎮

“我們永清就是要發揮北京衛星城想象力，并努力付諸實踐。”焦書記表示。

曾經北京到永清也有公交，但那得經過豐臺區、大興區，再從河北固安縣繞過來，路上得花兩個多小時。

經過永清縣和北京市公交部門溝通協調，目前，從北京南三環大紅門到永清的828快線已經開通，走京臺高速，半個多小時就能到達第一站“云裳小鎮”，非常便捷。

焦書記還發出了熱情的邀請：“現在，大家可以坐這條快線來逛逛云裳小鎮。永清歡迎您！”

云裳服飾廣場（一號館）

服裝企業和經營戶，已遍布永清城鄉

圍繞服裝打造的時尚產業，是永清縣乃至河北省重點引進的產業項目。經過這些年的發展，永清的時尚產業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現狀呢？

“圍繞京津冀協同發展、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北京城南行動計劃等國家戰略，服裝產業是永清抓住機遇，充分利用區位交通優勢、服裝產業特點條件而發展起來的縣域特色產業。經過十余年集聚與發展，服裝企業和經營戶已遍布永清城鄉。”焦書記無不驕傲地說。

目前，永清建成了云裳國際城（云裳小鎮）、時尚未來城兩大產業基地，形成了“兩城組團·雙子星座、遍地開花”的發展格局。圍繞服裝打造的時尚產業，不僅是永清“1+2”主導產業、廊坊“7+6”特色產業，也被列入了河北省176個特色產業集群。

截至目前，已有7000余家服裝企業和經營戶扎根永清、抱團發展，涉及服裝服飾創意設計、生產加工、面輔料交易和商貿物流，形成了完整產業鏈和業態品類，具備一定的產業基礎、行業影響和市場潛力。2022年實現產值約30億元，營業收入約40億元，帶動就業近4萬人。

服裝企業和經營戶已遍布永清城鄉

未來，永清打算這么干

近年來，京津冀協同發展迎來新機遇。永清位于京津冀經濟圈核心，區位優勢明顯。與焦書記的對話，讓我們明顯感覺到，面對未來，永清有更多的發展機遇；永清的時尚產業，也必將迎來更加美好的發展。

談到此處，焦文序如是介紹：京津冀協同發展縱深推進和臨空經濟區加快建設，是永清發展的最大機遇。特別是軌道上的京津冀加快建設，讓永清“區位+交通”的優勢真正聚合凸顯、變為現實，各種資源要素加速聚集，永清即將成為首都通勤圈、功能圈和產業圈集聚之地。

“借助這些優勢，我們要進一步錨定發展、做好規劃、主動出擊、精準破題、科學發力，爭取早日實現永清蝶變。”焦書記說。

云裳小鎮一瞥

發展時尚產業，已被列入永清縣“十四五”發展規劃。永清的目標，是要把它打造成南北融合、線上線下、國際國內同步運行，文化積淀與智能創新兼具的全產業鏈集群。

根據這一目標，永清將著力做好產業鏈創新鏈強鏈補鏈延鏈。以世界性的眼光，謀劃做好時尚產業轉型升級大文章。聚焦打造外向型、國際化服裝外貿產業基地，進一步整合資源，培樹龍頭，發展跨境電商，開放服裝產業走出去的貿易窗口；聚焦建設國家紡織服裝創意設計試點園區，進一步完善配套，吸引設計師人才集聚，打造時尚創意之都；聚焦壯大服裝生產加工企業規模，以區塊鏈金融打造數字化交易平臺，試點服裝產業共享孵化園，進一步促進和帶動服裝全產業鏈更加成熟穩固，走出一條特色化、差異化的開放型高質量發展道路。

“從縣域實際出發，永清該如何突破資源制約？如何打造京津冀一體化示范區域，讓永清真正成為時尚引領的時尚之城？”焦書記表示，“我們將錨定目標，以問題為導向，以結果為牽引，以更加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全力推進永清高質量發展。”

云裳小鎮

來源：浙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