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電驢和貨車從四面八方來，卸下和帶走配件與輔料，原本逼仄狹窄的道路更加擁擠；吊機升起上百斤重的布匹，慢慢升高再塞進握手樓寬度有限的窗口。

在五方雜處的廣州康樂村和鷺江村，這樣的場景每一天都在上演。

臨近全國服裝原料采購中心廣州海珠區的中大紡織商圈，康樂村、鷺江村其話題度和關注度最高。

但從2月初起，鷺江村正式進入拆違，根據規劃，康鷺片區全年目標拆遷面積為20萬平方米。

在這里，占地面積僅一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卻超過10萬人。數目龐大的制衣廠老板、作坊個體戶和紡織工人，也被卷入這場舊改中，匯聚成一段城市化進程的縮影。

廣州有意將服裝產業轉移至清遠。2022年12月，海珠區明確將城中村的加工生產制造業向廣清經濟特別合作區轉移，并在今年2月聯系發動“小作坊式”企業7000余家前往清遠打造“現代輕工紡織產業集群”。

但對于在這里創業的大大小小制衣廠，去或留的心意未能落定。

鷺江東約新街88號大院已被拆除 拍攝：張熹瓏

大號連衣裙老板：群里議論紛紛，他決定留下

見到陳晟的時候，他正往電飯煲里下米。這個大號電飯煲的體積比普通家用的大將近一倍，可以裝下十多個人的分量。不過，今天他只下了三杯米，他自己一人，和四個工人已經夠吃了。

這家大號連衣裙制衣廠的老板來自廣東茂名。除了日常對接訂單、負責進出貨，他還擔任著廚師的角色，要負責工人的一日三餐，“做老板嘛，什么都要會一點。”

陳晟以前也進過廠、釘過衣服。現下在廣州開廠7、8年了。工廠有十來個人，都是長工，兩班倒。

康樂村這家制衣廠位于五樓，也是最頂層。盡管未到三月，午后時分已經明顯感覺溫度更高。廠里有兩臺空調，每兩個工位上方也有墨綠色的吊扇。

在最繁忙的時候，整個工廠可以坐滿。但是20個工位當天只有4個工人，好幾臺靠近窗戶的打邊機已經落了厚厚的灰。

招工難依然是面臨的問題。在這一行沒有固定的價格，缺人的時候往往會打價格戰，時薪可以從30塊到90塊不等，搶人很常見：“你開30每小時，我就開40每小時。”

實際上，就目前的訂單而言，廠里的人手已經足夠了。盡管已經元宵過后一個多月，整個市場仍沒有恢復原來的活力。陳晟說，除了重要節日終年不休的工廠昨天甚至放了一天假。

康樂村有不少店鋪已經關門 拍攝：張熹瓏

“80%至90%的老板是不愿意到那邊去的，30%左右說如果真的要搬走會選擇老家。也有小部分說打算到那邊去看看。”在群里，同行議論紛紛。這個群里匯集了這個片區的小老板，包括康樂、上沖等區域。也有同行說，哪怕要去清遠，可能也要三五年后，等那邊的市場成熟了再考慮。

陳晟屬于其中的80%。他坦言，沒考慮到清遠去，最大的問題是市場沒打開：“沒有固定的訂單和工人，貨源也不穩定，很難生存。”

在制衣片區，一批衣服的出貨周期只需要三天：第一天客戶拿版、找面料，當天晚上工廠定版型并裁面料；第二天工廠開始做貨，第三天早上貨就可以到倉庫。

配套成為首要考慮的問題。客戶都習慣了第一天拉面料，第三天出貨到檔口或倉庫，“到清遠的話，沒有這個效率。”

不過，陳晟認為自己目前還是“安全”的，康樂村還沒收到拆遷的消息。等到實在要做決定的時候，他或許會在廣州另尋地方：“比如海珠的大塘村，或者去番禺。”

從工地工人改行的制衣工人：哪里有錢賺就去哪里

抽出長條布料，放置在打邊機上，踩下踏板的同時機器開始打邊，被裁掉的邊角料順著設備邊緣滑落地面。在黃可彤的腳邊，已經堆了厚厚的一疊。

她正將墨藍色碎花的細布料做成腰帶。不到20秒可以打一條。一天內，她需要重復這個動作上千次。腰帶打邊后，需要再用鐵棒翻過來，這個工序則叫“翻邊”。

黃可彤是陳晟廠里的一名工人，老家在湖南。以前在建筑工地干過，后來才改行做衣服：“年紀上來，工地太累了，這個還可以做。而且年輕人不愿意干，不會跟我們搶活。”

當然，“正規的工廠去不了，嫌手腳慢”。在同鄉的介紹下，她來到康樂村。

哪怕待了八個年頭，像黃可彤這樣在各個工廠流動的工人依然處于邊緣。鷺江片區拆遷的事，對于她來說就像是另一個城市，甚至另一個國家所發生的事——盡管拆遷就在不到兩公里開外。

“什么時候拆的？拆了好多嗎？為什么要拆？”黃可彤問。

對于黃可彤而言，清遠是一個遙遠而陌生的名詞。實際上，他們的活動范圍僅限于康樂村。在他們的認知里，“廣州”和“康樂村”是兩個概念。之所以不喜歡“出村”，黃可彤表示，外面物價太貴了，不管是日常生活還是租房子。

在康鷺兩村，理發店、餐廳、超市等一應俱全。它的房租可以說是全廣州洼地——13塊錢可以租到一晚的床位，包月也只是300塊出頭。如果要求單間，也只需要800至1000元。

早上9點半開班，一直到晚上12點，洗漱、玩手機，1點多睡覺，然后再開工。黃可彤的生活是簡單的兩點一線，在打邊機和手機之間切換。“平時在這里上班，到12點回去睡覺，一覺睡醒又回到工廠，哪有時間去別的地方？”

說到工廠計劃搬去清遠，黃可彤搖搖頭，“不懂這些，我們打工仔，哪里有錢賺就去哪里，做一天算一天。搬不搬是老板操心的事情。”

在她看來，如果清遠能夠提供足夠的薪酬，也不失為一個好選擇。離開老家太久后，黃可彤甚至不太能吃辣，“春節回去吃家鄉菜，有點受不了。”

此時此刻，電臺正播放著朝鮮半島局勢的新聞，標準的女生播音腔穿插在縫紉機的噪音之間。但對于工人們來說只是解悶的背景音，至于新聞說了什么并不重要。大多數時候他們沉默不語，低頭弓背，唯一關心的是手頭的布料和衣服。

一位真正融入廣州的東北老板：繼續吃這碗飯的話也會搬過去

孟亭浩是鷺江村為數不多的東北人。三年前來到鷺江開廠，主營休閑女裝。這個面積250平米左右的工廠，光是進場費就花了40萬。

這名80后在一眾制衣廠老板里顯現出另一種畫風——在工廠里專門劃出一個套間給自己做辦公室，27寸的電腦屏幕上閃爍著網游畫面，辦公室的里間還安置了可供休息的沙發。

剛開年又加上招工難，孟亭浩的廠子依然比較清閑。周末的下午不到10個工人在干活。而他也躲在辦公室里玩游戲。

這家“小王子制衣廠”位于鷺江東約88號，和已經拆遷的大院僅一墻之隔。不過，比起周圍狹窄逼仄的建筑，制衣廠所在的民樓相對規范，外墻貼著橙色瓷磚，甚至有大號貨梯。

周末的下午不到10個工人在干活 拍攝：張熹瓏

在服裝業摸爬滾打十多年的孟亭浩沒有任何技術經驗。他學銷售出身，在北京念大學，畢業后在當地干了三年的銷售，又來到廣州，在沙河開檔口，做過二批和一批。

“還是自己經營自由些，不太喜歡固定打卡、朝九晚五的工作。”孟亭浩說。開廠后，沙河原來的檔口也作為銷售點之一，他的妻子則負責電商、直播的銷售渠道。

“開廠特別累，又要伺候工人，又要伺候客戶。”但是只有檔口沒有加工廠則很被動，特別是旺季，會遇到工廠抬價。在他看來，最棘手的問題在于“開工資”：“開多了賺不了多少錢，開少了又怕沒有工人過來。”

“如果整體都拆遷過去，我要繼續吃這碗飯也會搬過去的。”但他也觀察到，在白云區和番禺區同樣有大量服裝加工產業，“我個人覺得，清遠跟這兩個地方相比沒有什么優勢。”

孟亭浩大部分客戶來自十三行和沙河，“10個客戶有6個來自檔口。”在小單快返的模式和三天交貨周期下，他認為自己搬去清遠的可能性不大。

孟亭浩等年輕老板也打破了老一代“固守”康鷺的刻板印象。他居住在天河區，也享受著一線城市地鐵、商圈等基建配套的便利，“廣州其實挺好的，廣州挺‘養人’，不排外，物價也不高。我經常和我老婆去正佳廣場，我們都很喜歡逛街。”

產業轉型升級是時代潮流

被圍起的鷺江東約88號大院里已沒有任何建筑物，沿墻是成堆的磚塊、砂石。工地一名工人告訴界面新聞，拆除了很多頂樓違建鐵棚。另外也有兩棟三層的樓被推倒了，“這里是屬于村社的建筑，做一個帶頭作用。”

針對搬遷的詳細規劃，政府還沒有公布。而據《南方日報》，海珠區對61家專業批發市場和7480家制衣廠進行了ABC三檔分類，A類包括5家龍頭市場、28家制衣企業，要重點扶持、做大做強；B類包括21家市場、102家企業，保留提升、推動轉型；C類市場和企業逐步關停、有序疏解。

目前，過萬畝的清遠產業園已陸續有企業入駐，劃分出標準代工廠、小單工作坊、面輔料生產、電商中心倉等區域，但在員工、市場配套、客源方面仍是一張白紙。

在康樂村，小作坊的工序可以細化到只負責縫紐扣 拍攝：張熹瓏

廣州此前亦有生產端轉移的范例。在“牛仔之都”增城區新塘鎮，巔峰時期日均向世界各地銷出250萬條牛仔褲，但也帶來廢水污染、品牌低端等問題。2016年起，新塘關停76家企業，把洗漂廠遷往廣西、湖南等地，轉移生產制造環節，保留研發、設計、品牌、營銷等高附加值環節。

2019至2020年，新塘實現177家牛仔服裝企業升級為以上企業，引導企業從品牌開發、技術改造和發展電商等方面改革。一方面通過進駐天貓、1688工廠店等平臺發展C端知名牛仔產業帶；另一方面開拓牛仔非遺工藝品，進階為文化產業。

如果將生產和研發相分離的例子放在企業上，大眾會更熟悉。以體育品牌耐克為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把制造環節外包給很多亞洲國家。

當耐克外包所有生產任務時，日本曾警告過美國，長此以往制造能力會被極度削弱，失去強國根本。但事實是，耐克依舊是運動服領域“一哥”，其強大的研發與營銷能力是其生產外包的后盾。

對于海珠區制衣廠而言，分離生產環節的目的在于更聚焦研發和品牌。正如一位經營者的質疑：“目前我們品牌沉淀依然不夠，這種情況下又失去快速返單的優勢，會不會得不償失？”

這也是國內眾多專業市場的困惑。幾十年來的城市擴張讓昔日郊區、小鎮融入市中心，如何安頓曾經野蠻生長的市場體系，成為城市升級亟需面對的課題。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均為化名）

來源：界面新聞